
“你爸融易富配资,没了。”
电话那头,母亲赵秋声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邻居家的一只猫走丢了。听筒里混着香樟市永不停歇的雨声,淅淅沥沥,敲在我的耳膜上,又冷又麻。
我握着电话,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没了?那个和我妈AA制了五十二年,用算盘珠子和我划分父女情分的男人,就这么没了?
“哦。”我干巴巴地应了一声。
“律师明天上午九点到家里来。你记得过来一趟,有些文书要你签字。”母亲顿了顿,补充道,“这是你爸账上的事,按规矩,你来的车费他报销。记得带发票。”
我挂了电话,窗外的雨好像更大了。我突然觉得,我那死了的父亲,可能不是没了,他只是变成了这场雨,变成了这个城市里无处不在的、冰冷潮湿的空气,要把我们母女俩最后一点温度也夺走。
“你爸,没了。”
电话那头,母亲赵秋声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邻居家的一只猫走丢了。听筒里混着香樟市永不停歇的雨声,淅淅沥沥,敲在我的耳膜上,又冷又麻。
我握着电话,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没了?那个和我妈AA制了五十二年,用算盘珠子和我划分父女情分的男人,就这么没了?
“哦。”我干巴巴地应了一声。
“律师明天上午九点到家里来。你记得过来一趟,有些文书要你签字。”母亲顿了顿,补充道,“这是你爸账上的事,按规矩,你来的车费他报销。记得带发票。”
展开剩余98%我挂了电话,窗外的雨好像更大了。我突然觉得,我那死了的父亲,可能不是没了,他只是变成了这场雨,变成了这个城市里无处不在的、冰冷潮湿的空气,要把我们母女俩最后一点温度也夺走。
01
我的家,在香樟市的老城区,是一栋爬满了青苔的二层小楼。从我记事起,这个家就不是一个整体,它像一个被精准切开的苹果,一半属于父亲林振业,一半属于母亲赵秋声。
这道无形的分割线,就是我父亲创立并贯彻了五十二年的“家庭AA制”。
父亲是个顶顶精明的人,年轻时在供销社管账,一把算盘打得风生水起。他总说,亲兄弟明算账,夫妻父女也一样。他说这话的时候,总是扶着鼻梁上的老花镜,眼神透过厚厚的镜片,像在审视一笔有呆账风险的贷款。
我们家的“AA制”细致到令人发指。
小楼一层是客厅和厨房,二层是卧室。楼上楼下,所有家具都贴着小小的红纸或蓝纸标签。红的是父亲的,蓝的是母亲的。客厅里那张红木八仙桌是父亲的,但桌上的玻璃台板是母亲后来添的,于是台板的一个角,就贴着一小块碍眼的蓝色标签。
我们家有两台电饭煲,两个米缸,两瓶酱油,两罐盐。母亲做饭时,会用她的那份米,她的那份菜,在属于她的那半边灶台上,烧一顿清淡的家常菜。而父亲,则会用他那口小锅,卧两个鸡蛋,或者下一碗挂面,有时候干脆从外面买一份卤味回来。
我小时候,是家里唯一的“公共财产”。我的吃穿用度,由父母双方各承担百分之五十。每个月底,父亲都会拿出一个墨绿色的硬壳账本,用他那支英雄牌钢笔,一笔一笔地清算。
“晚照,这个月买铅笔三毛,买练习本五毛,打预防针一块二,合计两块。你妈付了一块,我还差她一块。”他会一边说,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两张五毛的纸币,小心翼翼地压平,递给母亲。
母亲总是面无表情地接过来,然后从她的针线笸箩里,拿出一个小小的铁皮盒子,把钱放进去。那个盒子里,装着她全部的“私产”。
我常常在夜里,听见父亲在他的房间里,拨动算盘珠子的声音,清脆,冰冷,像一种永不终止的诅咒。而母亲,则会在她的房间里,借着月光,一遍遍地擦拭她的那些瓶瓶罐罐,那些贴着蓝色标签的“领地”。
这个家没有争吵,也没有温情。所有的情感,都被量化成了一串串冰冷的数字。父亲用他的账本,为这个家制定了牢不可破的秩序。而母亲,则是这个秩序里最沉默的遵守者。
我曾问过母亲,为什么能忍受这样的生活。
她当时正在院子里晾晒她新染的蓝印花布,风吹起布料的一角,像一只蓝色的蝴蝶。她头也不回,淡淡地说:“习惯了,也就那么回事。你爸这人,就认他的账本。账平了,他的心就平了。”
可我知道,账本能算清柴米油盐,却算不清人心。这个家里,每个人的心,早就成了一本烂账。
02
父亲的葬礼很简单,符合他一贯“节约成本”的原则。没有哀乐,没有哭声,甚至连像样的遗像都没有。灵堂正中,只摆着他生前最喜欢的那把算at will盘。那算盘的木框已经摩挲得油光发亮,珠子也缺了两颗,像一排掉了牙的嘴。
我和母亲穿着黑色的衣服,站在那里,像两个尽职尽责的员工,在为一个合作多年的项目收尾。
来吊唁的人不多,大多是父亲以前供销社的老同事。他们看着这奇怪的场面,想说几句安慰的话,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最后只能干巴巴地对着母亲说:“老嫂子,节哀。”
母亲点点头,脸上看不出悲喜。她甚至还有心思给每个来客的茶杯里续上热水,动作从容得仿佛这不是一场葬礼,而是一次寻常的邻里串门。
律师是在第二天上午准时到达的。他姓王,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,看起来比我父亲还要像个账房先生。
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文件,推了推眼镜,公式化地开口:“林老先生生前立下遗嘱,并做了财产公证。根据遗嘱内容,我来宣布一下具体的财产分配方案。”
我坐在母亲身边,心里没什么波澜。我想,无非就是这栋小楼,还有他那个账本里记录的一些存款。按照AA制的规矩,属于他的那一半,大概会留给我吧。毕竟,我是他唯一的女儿。
“林振业先生名下,经核实的资产共计有……”王律师清了清嗓子,开始念那一长串清单。
“香樟市金桂路‘金桂华庭’小区三期房产8套;银杏路‘书香门第’小区一期房-产12套,共计住宅20套。另有,东门商业街铺面4间,西城步行街铺面6间,共计商铺10间。”
王律师的声音在寂静的客厅里回荡,每一个字都像一颗惊雷,在我脑子里炸开。
20套房产?10个铺面?
我猛地抬起头,死死地盯着王律师,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我那个连买一斤肉都要记账,和我妈为了一毛钱电费都能算半天的父亲,竟然有这么多我闻所未闻的资产?
这些年,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,吃着最简单的面条,用着最破旧的算盘,活得像个城市贫民。我一直以为,我们家就是这栋破旧小楼里的寻常人家。
原来,他一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,建立了一个庞大的、隐秘的财富帝国。而我和母亲,就像住在他仓库里的两只老鼠,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
我感到一阵眩晕,血气上涌,忍不住看向母亲。我以为她会震惊,会愤怒,会像任何一个被欺骗了一辈子的妻子那样,拍案而起。
可是没有。
母亲赵秋声,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,手里还捧着那杯没喝完的茶。她的脸上,依旧是那种古井无波的平静,仿佛王律师念的不是价值连城的房产,而是一张超市的购物小票。
“根据遗嘱,”王律师的声音再次响起,这一次,他似乎也觉得有些难以启齿,顿了顿才继续说道,“以上所有房产和铺面,林振业先生决定,全部由他的女儿,林晓月小姐,一人继承。”
林晓月?
这个陌生的名字像一把锥子,狠狠刺进我的耳朵。
我彻底懵了。我姓林,我叫林晚照。这个林晓月,是谁?
03
“王律师,你是不是搞错了?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,“我父亲只有一个女儿,叫林晚照。这个林晓月,是谁?”
王律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,又推了推眼镜,将一份文件转向我。文件上,附着一张身份证复印件。照片上的女孩眉清目秀,二十岁出头的样子,眉眼之间,竟有几分我父亲年轻时的影子。
姓名:林晓月。与户主关系:女。
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私生女。这个在旧小说和八卦新闻里才会出现的词,就这么毫无征兆地砸在了我的脸上。
原来,父亲的账本不止一本。在我们这个家之外,他还有另一本账,另一个家,另一个女儿。他用AA制这把精密的锁,把我们母女牢牢锁在这栋破旧的小楼里,自己却在外面享受着另一番天地。
那20套房,10个铺面,是他另一个世界的版图。而我和母亲,只是他版图之外,被遗忘的荒地。
巨大的荒谬感和屈辱感瞬间将我吞没。我感觉自己像个天大的笑话。我为父亲那点可怜的“父爱”算计过,为他偶尔“报销”的车费而感到一丝暖意过,我甚至在他死的时候,还试图挤出一点悲伤。
现在看来,一切都可笑至极。
我猛地站起来,椅子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响声。我指着王律师,声音尖利得我自己都觉得陌生:“这不可能!这是他的婚内财产!我妈有权分一半!我要告他!我要去法院!”
我的胸口剧烈地起伏,愤怒像野火一样燃烧。五十二年,整整五十二年的陪伴和忍耐,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个被扫地出门的结局?
王律师似乎早料到我的反应,他叹了口气,不紧不慢地拿出另一份文件:“林小姐,你先别激动。关于财产性质,林老先生也早有准备。”
他解释道,父亲名下的所有资产,都是以他个人名义,在一家名为“振业投资”的公司名下持有的。而这家公司,是父亲在婚前成立的个人独资公司。之后所有的投资和购买行为,法律上都界定为公司行为,产生的收益属于公司资产,而非夫妻共同财产。
“你父亲的逻辑是,他和赵女士的婚姻,从一开始就是‘AA制’。双方经济独立,互不干涉。所以,他个人公司的经营所得,与赵女士无关。”王律师的声音冷得像冰,“从法律上讲,这条逻辑链……是成立的。”
成立的。多么轻飘飘的三个字,却像一座大山,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我父亲,我那个精于算计的父亲,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,布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局。他用“AA制”这个看似公平的幌子,合法地、心安理得地,剥夺了母亲的一切。
我浑身发冷,绝望地看向母亲,我多希望她能站起来,哪怕是哭,是骂,是把这张桌子掀翻。
然而,她依然静静地坐着。她甚至端起茶杯,轻轻吹了吹气,呷了一口。仿佛这一切,都与她无关。
“妈!”我几乎是哀求着叫了她一声,“你听到了吗?他把什么都给了外面的人!我们什么都没有了!”
母亲缓缓放下茶杯,抬起头,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,然后又转向王律师。她开口了,声音不大,但异常清晰。
“我知道了。那这栋房子呢?”
王律师愣了一下,赶紧翻了翻文件:“哦,这栋老宅,由于产权复杂,当年是你外公的名字,后来才转到你和林老先生名下,属于共同持有。按照林老先生的遗嘱,属于他的那一半产权,由林晚照小姐你继承。也就是说,这栋房子,以后是你和赵女士两个人的。”
他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恩赐。
我却只想笑。哈,多么慷慨的父亲啊!他把金山银山给了私生女,却把这半栋破楼,像扔一根骨头一样,扔给了我。
这哪里是遗产,这分明是最后的羞辱。
就在我准备再次爆发的时候,母亲却点了点头,平静地对王律师说:“好的,没别的事,就辛苦王律师了。”
她竟然接受了。
她就这么平静地,接受了自己一辈子的付出,被一个“私生女”的名字,清零了。
04
王律师走了,留下满屋子的死寂。
空气里还残留着他身上古龙水的味道,和我父亲那股陈旧的、混着墨水和霉味的气息格格不入。
我像一尊被抽空了灵魂的雕像,僵在原地。我无法理解,也无法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。我的目光在客厅里那些贴着红蓝标签的家具上扫过,红色代表父亲,蓝色代表母亲。现在,红色的标签显得那么刺眼,像一道道伤口。
“妈,你为什么不争?”我终于忍不住,冲着母亲低吼出来,“那不是几百几千块钱,那是20套房!10个铺面!那是他一辈子的积蓄!凭什么?凭什么全给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种?”
“那是他婚内赚的钱!就算公司是婚前财产,这么多年,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?你的青春,你的辛劳,难道就一文不值吗?法律上讲,这也是可以索赔的!我们去告他!我们去把属于你的东西拿回来!”
我越说越激动,我觉得我不是在为母亲争,我是在为这五十二年荒唐岁月里,那个被“AA制”压抑得喘不过气的自己,讨一个公道。
母亲没有看我。她站起身,走到窗边,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窗。
窗外,雨已经停了。几只麻雀落在院子里那棵老樟树的枝头,叽叽喳喳地叫着。阳光透过云层,斑驳地洒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。
她沉默了很久,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回答我。
然后,她缓缓开口,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和空旷:“晚照,你爸这个人,我比你清楚。他活了一辈子,就活在那本账上。他觉得,账平了,人和人之间就两清了。”
“可这不平!”我尖叫道。
“在他那里,是平的。”母亲转过身,看着我,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怜悯,不知道是在怜悯我,还是在怜悯她自己。
“他和我AA制,一分一厘都算得清清楚楚。他觉得,他不欠我什么。他在外面养了人,生了孩子,那是他的另一本账。那本账,和我这本账,没关系。”
“这算什么狗屁道理!”我气得浑身发抖。
“这就是他的道理。”母亲说,“我跟他吵过,闹过,年轻的时候,也差点离了。可没用。他就是那样的人,像一块石头,又臭又硬。你改变不了他,要么离开他,要么……就得按他的规矩来。”
母亲走到那张红木八仙桌前,伸出布满皱纹的手,轻轻抚摸着父亲留下的那个红色标签。
“我选了后一条。”她轻声说,“我陪他把这本账,算了一辈子。现在,他死了,这本账,也就算完了。”
“算完了?就这么算了?”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“嗯,算完了。”母亲点点头,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,“从今天起,这个家里,再也没有红蓝标签了。挺好。”
说完,她拿起桌上的蓝色抹布,走到厨房,开始擦拭属于她的那半边灶台。水龙头打开,哗哗的水声,盖过了窗外的鸟鸣,也盖过了我心里所有的不甘和愤怒。
我看着母亲的背影,她还是那么瘦小,佝偻。可在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,她的背影像一堵墙。一堵我永远也看不透的,沉默而坚硬的墙。
她不是不在乎,她只是用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,结束了这场长达五十二年的战争。她没有赢,但她似乎也并没有输。
她只是平静地,把属于林振业的那一页,从她的人生里,彻底撕掉了。
05
父亲的去世,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,激起的涟漪很快就平息了。
至少在母亲赵秋声的生活里,是这样。
她依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去早市买回最新鲜的蔬菜。回来后,就在院子里那片属于她的小菜地里侍弄一番。她的生活,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旧座钟,精准,规律,不曾因为任何人的离去而慢下一秒。
唯一的变化是,这个家,终于不再有两本账了。
母亲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屋子里所有贴着红色标签的家具,都搬到了院子里。那张红木八仙桌,父亲睡了一辈子的硬板床,还有那个他用来记账的书桌。
她没有卖掉,也没有扔掉,就让它们在院子里,经受着香樟市潮湿空气的侵蚀,日晒雨淋。没过多久,那些曾经被父亲擦拭得油光发亮的木头,就开始变得灰败,甚至长出了细小的青苔。
接着,她把父亲的房间彻底清空,换上了她自己喜欢的蓝印花布窗帘。她把那房间当成了一个储藏室,堆放她做手工的各种布料和工具。
她还买了一个新的、大号的电饭煲。每天做饭时,会特意多做一些,然后给我打电话,让我下班了过来吃。
饭桌上,她会给我夹菜,絮絮叨叨地讲一些邻里间的琐事。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,谁家的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。她的脸上,开始有了笑容,一种发自内心的,轻松的笑。
我看着她,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为她的新生感到高兴,却又时常被那20套房、10个铺面的阴影所笼罩。
我曾劝她:“妈,我们搬家吧。把这栋破楼卖了,我们去买个新房子。离开这个让你伤心了一辈子的地方。”
母亲正在给一盆兰花浇水,闻言摇了摇头:“不搬。这里住习惯了。再说,这房子是你外公留下的,是我们的根。”
她顿了顿,又说:“晚照,我知道你心里有气。但日子,是往前看的。总揪着过去不放,跟自己过不去,不值当。”
我明白她的意思。她是想让我放下。
可是,我怎么放得下?
偶尔,我会路过东门商业街。看着那些装修气派、人流如织的铺面,我会忍不住想,哪一间是属于那个“林晓月”的?那个我素未谋面的“妹妹”,此刻是不是正坐在某个温暖明亮的办公室里,数着她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财富?
而我,一个月的工资,还不够缴那些铺面一天的租金。
这种巨大的落差,像一根毒刺,深深扎在我的心里。
四年时间,一晃而过。
这四年里,我结了婚,又离了婚。前夫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,但我们之间,总隔着点什么。我知道,那道隔阂,就是我心里那根拔不掉的刺。我没办法像个正常女人一样,去经营一段平淡的婚姻。我变得敏感,多疑,甚至有些刻薄。
最后,我们和平分手。我搬回了老宅,又和母亲住到了一起。
小楼里的生活,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母亲的身体,在岁月的侵蚀下,也渐渐不如从前。她的背更驼了,走路也开始变得缓慢。
有时候,我看着她在院子里侍弄花草的背影,会突然感到一阵恐慌。我害怕,害怕这世上唯一的温暖,也会像父亲那样,突然就“没了”。
我开始攒钱,拼命地攒钱。我害怕变故,害怕有一天,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,会像当年面对王律师时那样,无助,绝望。
我以为,只要我足够努力,就能把我们的生活,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。
直到那天,母亲在院子里浇水时,毫无征兆地,晕倒了。
06
我疯了一样把母亲送到医院。
走廊里,消毒水的味道刺鼻,白色的墙壁晃得人眼晕。我靠在墙上,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。
经过一系列检查,结果出来了。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,表情严肃。他说母亲的情况不算特别严重,是老年人常见的突发性心脑血管问题,但需要立刻住院,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调理。
他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医学名词,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:要花多少钱?
我颤抖着问医生:“大概……大概需要多少费用?”
医生看了我一眼,说:“先准备五万吧,住院押金。后续的费用,要看具体的调理方案和用药情况。”
五万。
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,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。我这几年拼死拼活,省吃俭用,银行卡里的全部存款,也才将将凑够这个数。这还是不动用我离婚时分到的那笔钱的前提下。
我办了住院手续,把卡里所有的钱都交了押金。看着缴费单上那个刺眼的数字,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捉襟见肘。
母亲被安排在普通病房,一个三人间。她醒来后,精神还好,只是脸色苍白。她看到我眼里的红血丝,第一句话就是:“晚照,我这是在哪?花了多少钱?”
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:“妈,你别管了,就是有点低血糖,医生让住两天观察一下,花不了几个钱。”
母亲是什么人?她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,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缴费单,立刻就明白了。
她的脸色沉了下来:“胡闹!住什么院?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,回去躺两天就好了。快,去把手续退了,把钱拿回来。”
“妈!”我急了,“医生说你必须住院!钱的事你别担心,我有!”
“你有?你有几个钱我不知道吗?”母亲的声音严厉起来,“你那点工资,自己过日子都紧巴巴的。听话,我们回家。”
她挣扎着就要下床。我死死按住她,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:“妈,你就听我一次行不行?钱没了可以再挣,你要是出点什么事,我怎么办?”
母亲看着我,浑浊的眼睛里也泛起了泪光。她叹了口气,不再坚持,只是喃喃地说:“作孽啊,人老了,不中用了,还要拖累你……”
接下来的几天,我一边在医院照顾母亲,一边开始为后续的费用发愁。医生说,如果情况稳定,后续的调理费用每个月也要一两万,而且最好能持续半年。
十几万。这对我来说,是个天文数字。
我开始盘算着,是不是要把离婚时分到的那套小公寓卖掉。可那是我的退路,是我唯一的依靠。
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,母亲把我叫到床边。
她从贴身的口袋里,摸出了一个用手帕包得整整齐齐的东西。打开手帕,是一本陈旧的存折。
她把存折递给我,轻声说:“晚照,去,把里面的钱都取出来。密码是你的生日。”
我接过存折,心里一阵酸楚。我知道母亲有些积蓄,但那都是她一分一分攒下的血汗钱。我怎么能用?
我推了回去:“妈,我不要,我有钱。”
“傻孩子。”母亲拍了拍我的手,眼神异常坚定,“让你去,你就去。这是我自己的事,得用我自己的钱。我们赵家的人,不欠别人的。”
她的语气,不容置疑。
我拗不过她,只好拿着存折,去了医院楼下的银行。
排队的时候,我心里还在想,母亲能有多少钱呢?几万?还是十几万?她平时那么节俭,连买块豆腐都要跟人讲价。
轮到我了,我把存折和身份证递给柜员,轻声说:“你好,取钱。全部取出来。”
柜员接过存折,在机器上刷了一下,然后,她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。她抬头看了我一眼,又低头看了一眼屏幕,甚至凑近了些,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她小声地,用一种确认的语气问我:“女士,您确定……是要把这里面的钱,全部取出来吗?”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难道钱不够?
我凑过去,想看看到底是多少。柜员把显示屏稍微转向我。
我只看了一眼,就愣住了。
显示屏上,那一长串的数字,让我瞬间停止了呼吸。
个,十,百,千,万,十万,百万……
我反复数了好几遍,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上面的数字,不是几万,也不是十几万。
是整整八位数。
一千二百万。
我僵在柜台前,像被人施了定身法。这时,我听到身后传来母亲熟悉的声音。她不知什么时候,也跟了过来,就站在我身后。
我缓缓转过身,难以置信地看着她。
母亲没有看我,她的目光,落在那本摊开的存折上。然后,她抬起头,看着我,脸上慢慢地,慢慢地,绽开了一个笑容。
那笑容,是我从未见过的。里面没有了往日的隐忍和疲惫,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、酣畅淋漓的快意。
在银行明亮的灯光下,在周围人来人往的嘈杂中,她苍老的脸上,那个灿烂的笑容,显得如此诡异,又如此震撼。
我像个木偶一样,被那个笑容钉在原地。大脑一片空白,耳边是柜员小姐礼貌又带着一丝颤抖的声音:“女士,这么大额的取款需要提前预约……您看……”
我什么也听不见。我的世界里,只剩下母亲那个奇怪的、灿烂的笑容,和存折上那串让我头晕目眩的零。一千二百万。
这个数字像一头巨兽,在我脑海里横冲直撞。这怎么可能?我那个连一毛钱电费都要计较的母亲,怎么会有这么多钱?
我扶着冰冷的柜台,才勉强站稳。我看着母亲,嘴唇哆嗦着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母亲脸上的笑意更深了。她伸出干枯的手,轻轻合上那本存折,然后拍了拍我的手背,力道不大,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镇定和力量。
她凑到我耳边,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,一字一句地说:“傻孩子,你爸的账,算是算完了。可我赵秋声的账,才刚刚开始算呢。”
07
我几乎是被母亲搀扶着,浑浑噩噩地走出了银行。
回到病房,关上门,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嘈杂。母亲让我坐下,她自己则坐到了床沿上,动作从容得仿佛刚才在银行经历的一切,只是一场寻常的购物。
她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,叹了口气,从床头柜的抽屉里,拿出了一个上了锁的、深棕色的木盒子。那盒子我很眼熟,是母亲的嫁妆,她一直用来放一些针头线脑和不舍得用的布票。
她从脖子上取下一把小小的、已经磨得发亮的黄铜钥匙,插进锁孔,“咔哒”一声,打开了盒子。
盒子里面,没有我想象中的布料和首饰。
里面是满满一盒,码放得整整齐齐的……账本。
和父亲那种墨绿色的硬壳账本不同,母亲的账本,是市面上最普通的那种牛皮纸封面的练习本。一本又一本,从崭新到泛黄,从硬挺到卷边,每一本的封面上,都用娟秀的字迹标注着年份。
从我们结婚那年开始,一直到父亲去世的那一年。五十二年,一本不落。
母亲从中抽出最上面的一本,轻轻翻开。纸页已经发黄变脆,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。
“你爸有他的账,我,有我的账。”母亲的声音很平静,像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。
“你爸说,家里开销AA制。买米,他出一半,我出一半,记账。买盐,他出一半,我出一-半,记账。”她指着账本上的一行行小字,“你看,这是我们结婚第一个月。他算得清清楚楚,这个月,他一共为这个家,花了一块七毛五。”
“他觉得,他付了钱,我们之间就两清了。”母亲的嘴角,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,“可他忘了,这个家,不是只有柴米油盐。”
她翻到账本的后半部分。那里的格式,完全变了。
不再是琐碎的开销记录,而是一张张手写的“账单”。
“账单:一九六X年X月,提供三餐烹饪服务,共计三十天。按当时保姆市价每月五元计,收费五元。”
“账单:一九六X年X月,提供全屋清洁、衣物洗涤服务。按市价每月三元计,收费三元。”
“账单:一九七X年X月,林晚照出生。提供二十四小时育儿服务,包含喂养、清洁、看护。参照高级育婴师标准,每月收费十元。”
一页又一页,一年又一年。
做饭、洗衣、打扫、育儿、照顾生病的他、修缮漏雨的屋顶……所有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、妻子的“本分”,都被母亲用最清晰的条目,最冷酷的数字,明码标价,记录在案。
“你爸是账房先生,最认的就是白纸黑字。”母亲轻轻抚摸着那些账单,“他说AA制,好啊,那我们就把这AA制,算得彻彻底D一些。他负责一半的开销,我负责这个家全部的劳动。我的劳动,不是免费的。”
“他以为他在算计我,他不知道,从他提出AA制的那天起,我就把他当成了我的雇主。而我,是这个家里工龄最长的工人。”
我的心脏狂跳起来。我看着那些账本,看着母亲平静的脸,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
这是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,无声的战争。
08
“可是……妈,这只是你记的账啊。爸他……他认吗?”我颤抖着问。这听起来太像天方夜谭了。
母亲笑了,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狡黠,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。
她又从木盒子的最底层,拿出了一沓更厚的、用牛皮筋捆着的纸。那不是账本,而是一张张发黄的、薄薄的纸片。
我抽出一张来看,瞳孔瞬间放大。
那是一张手写的“收据”。上面写着:“兹收到赵秋声女士提供之家务劳动服务,费用总计XX元,本人林振业确认无误。”下面,是父亲那龙飞凤舞的签名,还有一个鲜红的指印。
每一张收据,都对应着母亲账本里的一张月度“账单”。
“他当然认。”母亲说,“一开始,我把账单给他看,他只当是夫妻间的情趣,是我在跟他赌气。他笑着签了字,说‘好啊,我认账,等我发财了,连本带利都付给你’。”
“后来,就成了习惯。每个月底,他跟我算完柴米油盐的账,我就会把我的‘账单’和‘收据’递给他。他签得越来越麻木,越来越不耐烦,觉得我是在胡搅蛮缠。有时候他喝多了,还会嘲笑我,说我一个家庭妇女,还真把自己当账房先生了。”
母亲的眼神变得幽深:“他从来没把这当回事。在他眼里,我写的这些东西,就是一堆废纸。他做梦也想不到,我会把这些‘废纸’,一张不落地,全都存了起来。”
五十二年,六百二十四张月度账单,六百二十四张他亲笔签名画押的收据。
这已经不是家庭内部的玩笑,这是一份完整的、持续了半个世纪的、具有法律效力的……债务合同。
“他不止签了字。”母亲又补充了一句,像是在陈述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,“我还让他加了一条。如果逾期未支付,将按银行同期最高贷款利率,计算复利融易富配资。”
复利。
我学过一点财会知识。我知道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。它意味着,时间的累积,会让一笔小小的债务,像滚雪球一样,变成一个天文数字。
我父亲,那个自诩精明了一辈子的账房先生,亲手给自己签下了一份最可怕的“高利贷”合同。而债主,就是他同床共枕了五十二年的妻子。
“所以,银行里那一千二百万……”
“那只是本金加利息的一部分。”母亲淡淡地说,“按照我这本账算的,你爸欠我的,远不止这个数。”
她顿了顿,看着窗外,眼神飘得很远:“你爸去世那天,王律师来之前,我就把这箱东西,带去给我的律师看过了。我的律师说,这些证据,铁证如山。”
“林振业的遗产,无论是房产还是铺面,在法律上,首先要用来清偿他的个人债务。而我,赵秋声,就是他最大,也是唯一的债权人。”
那一刻,我终于明白了四年前,当王律师宣布遗嘱时,母亲为何能那般平静。
她不是不在乎,也不是认命。
她只是在等待,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,来清算她这本,算了一辈子的账。
09
接下来的几天,母亲的病房,成了我们的“作战指挥室”。
母亲的精神出奇地好。她不再唉声叹气,也不再念叨着要出院。她每天按时吃药,配合调理,甚至还主动要求护工给她按摩,说要尽快养好身体,“好有力气去算账”。
我按照她的指示,正式聘请了她的那位律师,一个姓张的、看起来非常精干的中年女人。
张律师第一次来病房见我们时,对我母亲的态度毕恭毕敬。她看着那一箱子账本和收据,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惊叹。
“赵阿姨,说实话,我做律师这么多年,从来没见过像您这样的案子。”张律师说,“您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债务纠纷了,您这是用半个世纪的时间,完成了一次最完美的、教科书级别的证据保全。林先生在天有灵,恐怕也要对您甘拜下风。”
母亲只是笑了笑,说:“我一个老太婆,不懂什么法律。我只知道,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。”
很快,张律师就代表母亲,向那个我素未谋面的“妹妹”林晓月,发去了律师函。
律师函的内容很简单:要求林晓月小姐,作为林振业先生遗产的唯一继承人,立刻开始清偿林振业先生生前所欠下的,对赵秋声女士高达数千万元的劳动报酬及利息。如无法清偿,我方将向法院申请,对林振业先生名下所有遗产进行强制拍卖,以抵偿债务。
我几乎可以想象,当那个二十多岁的女孩收到这封律师函时,会是怎样一副震惊和茫然的表情。
她继承的,根本不是什么金山银山。
她继承的,是一个被掏空了的、负债累累的空壳子。她名下的每一套房,每一间铺面,都早已被我母亲用五十二年的光阴,牢牢地抵押了。
果然,没过两天,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。
电话那头,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,带着哭腔和一丝不易察含的愤怒:“你是林晚照吗?你们到底想干什么?我爸的东西是留给我的!凭什么你们要来抢?”
是林晓月。
我握着电话,心情复杂。愤怒、快意,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悯。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和她对峙的场面,但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,我却出奇的平静。
我学着母亲的语气,淡淡地说:“林小姐,我想你搞错了。我们不是在抢,我们是在讨债。你父亲欠我母亲的,白纸黑字,一分都不能少。你继承了他的资产,自然也要继承他的债务。”
“我不管!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!你们是骗子!我要告你们敲诈!”她在电话那头歇斯底里地喊着。
我没有再跟她争辩,只是平静地告诉她:“我们的律师会联系你的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,可以和你的律师,跟我们的张律师谈。”
说完,我挂了电话。
我回头,看到母亲正靠在床头,闭着眼睛,脸上带着一丝疲惫,但嘴角却挂着一抹浅浅的笑。
我知道,这场战争,已经接近尾声了。
10
谈判的地点,约在张律师的事务所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晓月,和她的母亲,那个只存在于我幻想中的女人,白兰。
林晓月比照片上看起来更瘦小,眼睛红肿,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。她紧紧地挽着她母亲的胳膊,浑身都透着一种不安和戒备。
而那个叫白兰的女人,却让我有些意外。她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风情万种,或者精明算计。她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,穿着朴素,眉宇间满是愁苦和疲惫。岁月的风霜,在她脸上刻下的痕迹,甚至比我母亲还要深。
她看到我时,眼神躲闪了一下,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最终还是没说出口。
我和母亲坐在长桌的一侧,张律师坐在我们旁边。林晓月和白兰,则坐在对面。
会议室里的气氛,凝重得像要结冰。
张律师首先打破了沉默。她把母亲那本账的复印件,以及所有收据的公证文件,推到了桌子中央。
“白女士,林小姐,这些文件,相信你们的律师已经给你们看过了。”张律师的声音冷静而专业,“赵阿姨作为林振业先生的合法妻子,以及他最大的债权人,有权要求用他的全部遗产来抵偿债务。经过我们初步估算,林先生名下所有资产的总价值,可能还不足以完全覆盖他所欠下的本金及高额复利。”
“也就是说,”张律师加重了语气,“从法律上讲,赵阿姨完全可以要求拍卖所有房产和商铺。而你们,作为继承人,最后可能什么都拿不到。”
林晓月的脸“唰”地一下白了。白兰的身子也晃了晃,死死地抓住了女儿的手。
“那……那你们想怎么样?”白兰的声音沙哑,带着一丝绝望。
所有人的目光,都集中到了我母亲身上。
母亲从始至终,都没有说话。她只是静静地坐着,像一尊古佛。
直到此刻,她才缓缓抬起眼皮,浑浊的目光越过长桌,落在了白兰的脸上。她看了她很久,久到白兰的眼神从慌乱,到躲闪,再到羞愧地低下头。
然后,母亲开口了。
“我不要你的东西。”她看着白兰,一字一句地说,“我只要你把他欠我的,还给我。”
她从随身的布包里,拿出另一张纸,推了过去。
那不是律师函,也不是什么法律文件。那是一张清单。
上面罗列着几套房产和几间铺面,还有一笔具体的现金数额。
张律师解释道:“这是赵阿姨的意思。清单上这些资产,加上这笔现金,总价值,正好是她那本账本上,所记录的劳动报酬的本金总额。”
我愣住了。
林晓月和白兰也愣住了。
“至于那些利息,”母亲的声音再次响起,不大,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,“就算是我这个做姐姐的,送给你这个妹妹的,见面礼吧。”
她看着林晓月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“你爸欠我的,是五十二年的工钱。而你妈欠我的,是一辈子。这笔账,我不想算了。我老了,算不动了。”
说完,母亲站起身,对我说了句:“晚照,我们走。”
她甚至没有再看那对母女一眼,就那么拄着拐杖,一步一步,缓慢而坚定地,走出了会议室。
我跟在她身后,看着她佝偻但挺直的背影,眼泪,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我一直以为,母亲要的是复仇,是把属于自己的一切都夺回来。
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,她要的,从来不是钱。
她要的,只是一个公道。一个被承认,被偿还的,公道。
11
事情的解决,比我想象的要快。
白兰和林晓月几乎是毫不犹豫地,就接受了母亲的方案。对她们来说,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。与其在漫长的官司中被耗尽心力,最后可能一无所有,不如接受这个“慷慨”的提议,至少还能保住一半的家产。
资产过户手续办得很快。母亲拿回了香樟市金桂路地段最好的4套住宅,以及东门商业街最繁华的2间铺面。另外,还有一笔五百万的现金,也打入了她的账户。
存折上的数字,再次变得庞大。
但母亲的生活,却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。
她出院后,依旧住在那栋老宅里。依旧每天去早市买菜,依旧在院子里侍弄她的花草。她甚至还穿着那些洗得发白的旧衣服,为了一毛钱,跟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。
拿到产权证的那天,我把红色的房本递给她,激动地说:“妈,我们有钱了!我们搬家吧!去住大房子!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!”
母亲接过房本,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,就随手把它和我爸那些作废的账本,一起锁进了那个深棕色的木盒子里。
“搬什么家?这里住得好好的。”她说,“钱这个东西,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。够用就行了。”
我有些不解,甚至有些生气:“妈!那你费了那么大劲,算了一辈子账,斗了一辈子,到底是为了什么?你把钱都要回来了,却还过着跟以前一样的日子,这有什么意义?”
母亲正在给一盆君子兰换土。她没有抬头,只是专注地,把新的土壤一点点填进花盆。
“意义?”她反问我,然后笑了笑。
“意义就是,从今往后,我们花自己的钱,住自己的房子,挺直腰杆做人。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,再也不用管什么红标签蓝标签。”
她终于填好了土,拍了拍手上的泥,站起身,走到院子中央。
午后的阳光,暖洋洋地洒下来。院子里,那些曾经属于父亲的、贴着红色标签的家具,经过几个月的风吹雨淋,已经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光彩,显得破败不堪。
母亲看着它们,眼神平静。
“晚照,”她突然说,“找人来,把这些东西都处理掉吧。看着碍眼。”
我点点头:“好。”
“还有,”她转过身,看着我,脸上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释然,“明天,我们去把这栋楼,也重新粉刷一下吧。就刷我最喜欢的,天蓝色。”
那一刻,我看着母亲沐浴在阳光下的、布满皱纹的笑脸,我突然明白了。
她赢回来的,不是钱,不是房子。
她赢回来的,是属于她自己的,对自己人生的定义权和支配权。
这场长达五十二年的AA制战争,终于以她的方式,画上了一个最彻底的句号。
12
老宅很快就变了样。
外墙被粉刷成了明亮的天蓝色,像一块被雨水洗过的天空。院子里那些破败的旧家具被清理一空,母亲种上了更多的花草。那棵老樟树下,我们放了一张白色的藤摇椅。
天气好的时候,母亲就喜欢躺在摇椅上,闭着眼睛,晒着太阳,听着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越剧。
她的身体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了起来。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,眼神也变得清亮。她开始研究各种养生食谱,甚至还报名了社区的老年大学,学起了国画。
我们的生活,终于过得像一对最普通的母女。我们会一起逛街,买些漂亮衣服。她会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红烧肉,而我会在周末,带她去看一场电影,或者去郊外散散心。
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过父亲,没有再提过林晓月,也没有再提过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巨额财富。
那些钱,母亲只动用了很小的一部分,用来支付她后续的调理费用,以及重新装修房子。剩下的,她都以我的名义,存成了一笔长期理财。
她说:“这是我替你外婆家,挣回来的家产。以后,都是你的。你想怎么用,就怎么用。只要记住一点,别像你爸那样,被钱迷了心窍,活成一个算盘珠子。”
我点点头,说好。
一个寻常的下午,我和母亲在院子里喝茶。阳光透过樟树的叶子,在地上洒下细碎的光斑。
我突然问她:“妈,你恨过爸吗?”
母亲正端着茶杯,闻着茶香。听到我的话,她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。
“年轻的时候,恨过。”她说,“恨得夜里睡不着觉,想拿把剪刀,把他那些账本全都铰了。”
“那后来呢?”
“后来?后来就想通了。”母亲放下茶杯,看着远处的天空,悠悠地说,“他有他的活法,我有我的活法。他把我当外人,那我就把他当客人。人这一辈子,跟谁过不是过呢?跟一个算盘过,也挺好。至少,它不会骗人,算得清清楚楚。”
她转过头,看着我,眼神里有一种洞悉一切的智慧。
“晚照,其实你爸这辈子,也挺可怜的。他算计了一辈子,到头来,什么都没算明白。他以为钱能给他带来安全感,能买来另一个家。可到死,他都不知道,家这个东西,是用心换的,不是用钱买的。”
我看着母亲,看着她平静的脸,心里最后一丝对父亲的怨恨,也烟消云散了。
是啊,他赢了全世界的财富,却输掉了身边最亲近的人。他才是那个最彻底的输家。
而我的母亲,她用一辈子的隐忍和智慧,不仅赢回了尊严和财富,更赢得了内心的平静和自由。
她才是这场人生棋局里,笑到最后的人。
结语
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,是一场长达五十二年的契约。他用冰冷的数字构建规则,以为掌控了一切。
而我母亲,却用同样的规则,为自己赢得了最后的自由。
她的一生,像一部默片,没有激烈的台词,却在无声中,完成了最彻底的反击。
最终,那栋被分割的房子合二为一,账本烧成了灰融易富配资,AA制的人生,也终于落下了帷幕。
01
我的家,在香樟市的老城区,是一栋爬满了青苔的二层小楼。从我记事起,这个家就不是一个整体,它像一个被精准切开的苹果,一半属于父亲林振业,一半属于母亲赵秋声。
这道无形的分割线,就是我父亲创立并贯彻了五十二年的“家庭AA制”。
父亲是个顶顶精明的人,年轻时在供销社管账,一把算盘打得风生水起。他总说,亲兄弟明算账,夫妻父女也一样。他说这话的时候,总是扶着鼻梁上的老花镜,眼神透过厚厚的镜片,像在审视一笔有呆账风险的贷款。
我们家的“AA制”细致到令人发指。
小楼一层是客厅和厨房,二层是卧室。楼上楼下,所有家具都贴着小小的红纸或蓝纸标签。红的是父亲的,蓝的是母亲的。客厅里那张红木八仙桌是父亲的,但桌上的玻璃台板是母亲后来添的,于是台板的一个角,就贴着一小块碍眼的蓝色标签。
我们家有两台电饭煲,两个米缸,两瓶酱油,两罐盐。母亲做饭时,会用她的那份米,她的那份菜,在属于她的那半边灶台上,烧一顿清淡的家常菜。而父亲,则会用他那口小锅,卧两个鸡蛋,或者下一碗挂面,有时候干脆从外面买一份卤味回来。
我小时候,是家里唯一的“公共财产”。我的吃穿用度,由父母双方各承担百分之五十。每个月底,父亲都会拿出一个墨绿色的硬壳账本,用他那支英雄牌钢笔,一笔一笔地清算。
“晚照,这个月买铅笔三毛,买练习本五毛,打预防针一块二,合计两块。你妈付了一块,我还差她一块。”他会一边说,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两张五毛的纸币,小心翼翼地压平,递给母亲。
母亲总是面无表情地接过来,然后从她的针线笸箩里,拿出一个小小的铁皮盒子,把钱放进去。那个盒子里,装着她全部的“私产”。
我常常在夜里,听见父亲在他的房间里,拨动算盘珠子的声音,清脆,冰冷,像一种永不终止的诅咒。而母亲,则会在她的房间里,借着月光,一遍遍地擦拭她的那些瓶瓶罐罐,那些贴着蓝色标签的“领地”。
这个家没有争吵,也没有温情。所有的情感,都被量化成了一串串冰冷的数字。父亲用他的账本,为这个家制定了牢不可破的秩序。而母亲,则是这个秩序里最沉默的遵守者。
我曾问过母亲,为什么能忍受这样的生活。
她当时正在院子里晾晒她新染的蓝印花布,风吹起布料的一角,像一只蓝色的蝴蝶。她头也不回,淡淡地说:“习惯了,也就那么回事。你爸这人,就认他的账本。账平了,他的心就平了。”
可我知道,账本能算清柴米油盐,却算不清人心。这个家里,每个人的心,早就成了一本烂账。
02
父亲的葬礼很简单,符合他一贯“节约成本”的原则。没有哀乐,没有哭声,甚至连像样的遗像都没有。灵堂正中,只摆着他生前最喜欢的那把算at will盘。那算盘的木框已经摩挲得油光发亮,珠子也缺了两颗,像一排掉了牙的嘴。
我和母亲穿着黑色的衣服,站在那里,像两个尽职尽责的员工,在为一个合作多年的项目收尾。
来吊唁的人不多,大多是父亲以前供销社的老同事。他们看着这奇怪的场面,想说几句安慰的话,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最后只能干巴巴地对着母亲说:“老嫂子,节哀。”
母亲点点头,脸上看不出悲喜。她甚至还有心思给每个来客的茶杯里续上热水,动作从容得仿佛这不是一场葬礼,而是一次寻常的邻里串门。
律师是在第二天上午准时到达的。他姓王,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,看起来比我父亲还要像个账房先生。
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文件,推了推眼镜,公式化地开口:“林老先生生前立下遗嘱,并做了财产公证。根据遗嘱内容,我来宣布一下具体的财产分配方案。”
我坐在母亲身边,心里没什么波澜。我想,无非就是这栋小楼,还有他那个账本里记录的一些存款。按照AA制的规矩,属于他的那一半,大概会留给我吧。毕竟,我是他唯一的女儿。
“林振业先生名下,经核实的资产共计有……”王律师清了清嗓子,开始念那一长串清单。
“香樟市金桂路‘金桂华庭’小区三期房产8套;银杏路‘书香门第’小区一期房-产12套,共计住宅20套。另有,东门商业街铺面4间,西城步行街铺面6间,共计商铺10间。”
王律师的声音在寂静的客厅里回荡,每一个字都像一颗惊雷,在我脑子里炸开。
20套房产?10个铺面?
我猛地抬起头,死死地盯着王律师,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我那个连买一斤肉都要记账,和我妈为了一毛钱电费都能算半天的父亲,竟然有这么多我闻所未闻的资产?
这些年,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,吃着最简单的面条,用着最破旧的算盘,活得像个城市贫民。我一直以为,我们家就是这栋破旧小楼里的寻常人家。
原来,他一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,建立了一个庞大的、隐秘的财富帝国。而我和母亲,就像住在他仓库里的两只老鼠,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
我感到一阵眩晕,血气上涌,忍不住看向母亲。我以为她会震惊,会愤怒,会像任何一个被欺骗了一辈子的妻子那样,拍案而起。
可是没有。
母亲赵秋声,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,手里还捧着那杯没喝完的茶。她的脸上,依旧是那种古井无波的平静,仿佛王律师念的不是价值连城的房产,而是一张超市的购物小票。
“根据遗嘱,”王律师的声音再次响起,这一次,他似乎也觉得有些难以启齿,顿了顿才继续说道,“以上所有房产和铺面,林振业先生决定,全部由他的女儿,林晓月小姐,一人继承。”
林晓月?
这个陌生的名字像一把锥子,狠狠刺进我的耳朵。
我彻底懵了。我姓林,我叫林晚照。这个林晓月,是谁?
03
“王律师,你是不是搞错了?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,“我父亲只有一个女儿,叫林晚照。这个林晓月,是谁?”
王律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,又推了推眼镜,将一份文件转向我。文件上,附着一张身份证复印件。照片上的女孩眉清目秀,二十岁出头的样子,眉眼之间,竟有几分我父亲年轻时的影子。
姓名:林晓月。与户主关系:女。
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私生女。这个在旧小说和八卦新闻里才会出现的词,就这么毫无征兆地砸在了我的脸上。
原来,父亲的账本不止一本。在我们这个家之外,他还有另一本账,另一个家,另一个女儿。他用AA制这把精密的锁,把我们母女牢牢锁在这栋破旧的小楼里,自己却在外面享受着另一番天地。
那20套房,10个铺面,是他另一个世界的版图。而我和母亲,只是他版图之外,被遗忘的荒地。
巨大的荒谬感和屈辱感瞬间将我吞没。我感觉自己像个天大的笑话。我为父亲那点可怜的“父爱”算计过,为他偶尔“报销”的车费而感到一丝暖意过,我甚至在他死的时候,还试图挤出一点悲伤。
现在看来,一切都可笑至极。
我猛地站起来,椅子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响声。我指着王律师,声音尖利得我自己都觉得陌生:“这不可能!这是他的婚内财产!我妈有权分一半!我要告他!我要去法院!”
我的胸口剧烈地起伏,愤怒像野火一样燃烧。五十二年,整整五十二年的陪伴和忍耐,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个被扫地出门的结局?
王律师似乎早料到我的反应,他叹了口气,不紧不慢地拿出另一份文件:“林小姐,你先别激动。关于财产性质,林老先生也早有准备。”
他解释道,父亲名下的所有资产,都是以他个人名义,在一家名为“振业投资”的公司名下持有的。而这家公司,是父亲在婚前成立的个人独资公司。之后所有的投资和购买行为,法律上都界定为公司行为,产生的收益属于公司资产,而非夫妻共同财产。
“你父亲的逻辑是,他和赵女士的婚姻,从一开始就是‘AA制’。双方经济独立,互不干涉。所以,他个人公司的经营所得,与赵女士无关。”王律师的声音冷得像冰,“从法律上讲,这条逻辑链……是成立的。”
成立的。多么轻飘飘的三个字,却像一座大山,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我父亲,我那个精于算计的父亲,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,布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局。他用“AA制”这个看似公平的幌子,合法地、心安理得地,剥夺了母亲的一切。
我浑身发冷,绝望地看向母亲,我多希望她能站起来,哪怕是哭,是骂,是把这张桌子掀翻。
然而,她依然静静地坐着。她甚至端起茶杯,轻轻吹了吹气,呷了一口。仿佛这一切,都与她无关。
“妈!”我几乎是哀求着叫了她一声,“你听到了吗?他把什么都给了外面的人!我们什么都没有了!”
母亲缓缓放下茶杯,抬起头,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,然后又转向王律师。她开口了,声音不大,但异常清晰。
“我知道了。那这栋房子呢?”
王律师愣了一下,赶紧翻了翻文件:“哦,这栋老宅,由于产权复杂,当年是你外公的名字,后来才转到你和林老先生名下,属于共同持有。按照林老先生的遗嘱,属于他的那一半产权,由林晚照小姐你继承。也就是说,这栋房子,以后是你和赵女士两个人的。”
他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恩赐。
我却只想笑。哈,多么慷慨的父亲啊!他把金山银山给了私生女,却把这半栋破楼,像扔一根骨头一样,扔给了我。
这哪里是遗产,这分明是最后的羞辱。
就在我准备再次爆发的时候,母亲却点了点头,平静地对王律师说:“好的,没别的事,就辛苦王律师了。”
她竟然接受了。
她就这么平静地,接受了自己一辈子的付出,被一个“私生女”的名字,清零了。
04
王律师走了,留下满屋子的死寂。
空气里还残留着他身上古龙水的味道,和我父亲那股陈旧的、混着墨水和霉味的气息格格不入。
我像一尊被抽空了灵魂的雕像,僵在原地。我无法理解,也无法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。我的目光在客厅里那些贴着红蓝标签的家具上扫过,红色代表父亲,蓝色代表母亲。现在,红色的标签显得那么刺眼,像一道道伤口。
“妈,你为什么不争?”我终于忍不住,冲着母亲低吼出来,“那不是几百几千块钱,那是20套房!10个铺面!那是他一辈子的积蓄!凭什么?凭什么全给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种?”
“那是他婚内赚的钱!就算公司是婚前财产,这么多年,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?你的青春,你的辛劳,难道就一文不值吗?法律上讲,这也是可以索赔的!我们去告他!我们去把属于你的东西拿回来!”
我越说越激动,我觉得我不是在为母亲争,我是在为这五十二年荒唐岁月里,那个被“AA制”压抑得喘不过气的自己,讨一个公道。
母亲没有看我。她站起身,走到窗边,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窗。
窗外,雨已经停了。几只麻雀落在院子里那棵老樟树的枝头,叽叽喳喳地叫着。阳光透过云层,斑驳地洒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。
她沉默了很久,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回答我。
然后,她缓缓开口,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和空旷:“晚照,你爸这个人,我比你清楚。他活了一辈子,就活在那本账上。他觉得,账平了,人和人之间就两清了。”
“可这不平!”我尖叫道。
“在他那里,是平的。”母亲转过身,看着我,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怜悯,不知道是在怜悯我,还是在怜悯她自己。
“他和我AA制,一分一厘都算得清清楚楚。他觉得,他不欠我什么。他在外面养了人,生了孩子,那是他的另一本账。那本账,和我这本账,没关系。”
“这算什么狗屁道理!”我气得浑身发抖。
“这就是他的道理。”母亲说,“我跟他吵过,闹过,年轻的时候,也差点离了。可没用。他就是那样的人,像一块石头,又臭又硬。你改变不了他,要么离开他,要么……就得按他的规矩来。”
母亲走到那张红木八仙桌前,伸出布满皱纹的手,轻轻抚摸着父亲留下的那个红色标签。
“我选了后一条。”她轻声说,“我陪他把这本账,算了一辈子。现在,他死了,这本账,也就算完了。”
“算完了?就这么算了?”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“嗯,算完了。”母亲点点头,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,“从今天起,这个家里,再也没有红蓝标签了。挺好。”
说完,她拿起桌上的蓝色抹布,走到厨房,开始擦拭属于她的那半边灶台。水龙头打开,哗哗的水声,盖过了窗外的鸟鸣,也盖过了我心里所有的不甘和愤怒。
我看着母亲的背影,她还是那么瘦小,佝偻。可在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,她的背影像一堵墙。一堵我永远也看不透的,沉默而坚硬的墙。
她不是不在乎,她只是用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,结束了这场长达五十二年的战争。她没有赢,但她似乎也并没有输。
她只是平静地,把属于林振业的那一页,从她的人生里,彻底撕掉了。
05
父亲的去世,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,激起的涟漪很快就平息了。
至少在母亲赵秋声的生活里,是这样。
她依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去早市买回最新鲜的蔬菜。回来后,就在院子里那片属于她的小菜地里侍弄一番。她的生活,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旧座钟,精准,规律,不曾因为任何人的离去而慢下一秒。
唯一的变化是,这个家,终于不再有两本账了。
母亲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屋子里所有贴着红色标签的家具,都搬到了院子里。那张红木八仙桌,父亲睡了一辈子的硬板床,还有那个他用来记账的书桌。
她没有卖掉,也没有扔掉,就让它们在院子里,经受着香樟市潮湿空气的侵蚀,日晒雨淋。没过多久,那些曾经被父亲擦拭得油光发亮的木头,就开始变得灰败,甚至长出了细小的青苔。
接着,她把父亲的房间彻底清空,换上了她自己喜欢的蓝印花布窗帘。她把那房间当成了一个储藏室,堆放她做手工的各种布料和工具。
她还买了一个新的、大号的电饭煲。每天做饭时,会特意多做一些,然后给我打电话,让我下班了过来吃。
饭桌上,她会给我夹菜,絮絮叨叨地讲一些邻里间的琐事。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,谁家的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。她的脸上,开始有了笑容,一种发自内心的,轻松的笑。
我看着她,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为她的新生感到高兴,却又时常被那20套房、10个铺面的阴影所笼罩。
我曾劝她:“妈,我们搬家吧。把这栋破楼卖了,我们去买个新房子。离开这个让你伤心了一辈子的地方。”
母亲正在给一盆兰花浇水,闻言摇了摇头:“不搬。这里住习惯了。再说,这房子是你外公留下的,是我们的根。”
她顿了顿,又说:“晚照,我知道你心里有气。但日子,是往前看的。总揪着过去不放,跟自己过不去,不值当。”
我明白她的意思。她是想让我放下。
可是,我怎么放得下?
偶尔,我会路过东门商业街。看着那些装修气派、人流如织的铺面,我会忍不住想,哪一间是属于那个“林晓月”的?那个我素未谋面的“妹妹”,此刻是不是正坐在某个温暖明亮的办公室里,数着她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财富?
而我,一个月的工资,还不够缴那些铺面一天的租金。
这种巨大的落差,像一根毒刺,深深扎在我的心里。
四年时间,一晃而过。
这四年里,我结了婚,又离了婚。前夫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,但我们之间,总隔着点什么。我知道,那道隔阂,就是我心里那根拔不掉的刺。我没办法像个正常女人一样,去经营一段平淡的婚姻。我变得敏感,多疑,甚至有些刻薄。
最后,我们和平分手。我搬回了老宅,又和母亲住到了一起。
小楼里的生活,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母亲的身体,在岁月的侵蚀下,也渐渐不如从前。她的背更驼了,走路也开始变得缓慢。
有时候,我看着她在院子里侍弄花草的背影,会突然感到一阵恐慌。我害怕,害怕这世上唯一的温暖,也会像父亲那样,突然就“没了”。
我开始攒钱,拼命地攒钱。我害怕变故,害怕有一天,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,会像当年面对王律师时那样,无助,绝望。
我以为,只要我足够努力,就能把我们的生活,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。
直到那天,母亲在院子里浇水时,毫无征兆地,晕倒了。
06
我疯了一样把母亲送到医院。
走廊里,消毒水的味道刺鼻,白色的墙壁晃得人眼晕。我靠在墙上,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。
经过一系列检查,结果出来了。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,表情严肃。他说母亲的情况不算特别严重,是老年人常见的突发性心脑血管问题,但需要立刻住院,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调理。
他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医学名词,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:要花多少钱?
我颤抖着问医生:“大概……大概需要多少费用?”
医生看了我一眼,说:“先准备五万吧,住院押金。后续的费用,要看具体的调理方案和用药情况。”
五万。
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,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。我这几年拼死拼活,省吃俭用,银行卡里的全部存款,也才将将凑够这个数。这还是不动用我离婚时分到的那笔钱的前提下。
我办了住院手续,把卡里所有的钱都交了押金。看着缴费单上那个刺眼的数字,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捉襟见肘。
母亲被安排在普通病房,一个三人间。她醒来后,精神还好,只是脸色苍白。她看到我眼里的红血丝,第一句话就是:“晚照,我这是在哪?花了多少钱?”
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:“妈,你别管了,就是有点低血糖,医生让住两天观察一下,花不了几个钱。”
母亲是什么人?她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,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缴费单,立刻就明白了。
她的脸色沉了下来:“胡闹!住什么院?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,回去躺两天就好了。快,去把手续退了,把钱拿回来。”
“妈!”我急了,“医生说你必须住院!钱的事你别担心,我有!”
“你有?你有几个钱我不知道吗?”母亲的声音严厉起来,“你那点工资,自己过日子都紧巴巴的。听话,我们回家。”
她挣扎着就要下床。我死死按住她,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:“妈,你就听我一次行不行?钱没了可以再挣,你要是出点什么事,我怎么办?”
母亲看着我,浑浊的眼睛里也泛起了泪光。她叹了口气,不再坚持,只是喃喃地说:“作孽啊,人老了,不中用了,还要拖累你……”
接下来的几天,我一边在医院照顾母亲,一边开始为后续的费用发愁。医生说,如果情况稳定,后续的调理费用每个月也要一两万,而且最好能持续半年。
十几万。这对我来说,是个天文数字。
我开始盘算着,是不是要把离婚时分到的那套小公寓卖掉。可那是我的退路,是我唯一的依靠。
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,母亲把我叫到床边。
她从贴身的口袋里,摸出了一个用手帕包得整整齐齐的东西。打开手帕,是一本陈旧的存折。
她把存折递给我,轻声说:“晚照,去,把里面的钱都取出来。密码是你的生日。”
我接过存折,心里一阵酸楚。我知道母亲有些积蓄,但那都是她一分一分攒下的血汗钱。我怎么能用?
我推了回去:“妈,我不要,我有钱。”
“傻孩子。”母亲拍了拍我的手,眼神异常坚定,“让你去,你就去。这是我自己的事,得用我自己的钱。我们赵家的人,不欠别人的。”
她的语气,不容置疑。
我拗不过她,只好拿着存折,去了医院楼下的银行。
排队的时候,我心里还在想,母亲能有多少钱呢?几万?还是十几万?她平时那么节俭,连买块豆腐都要跟人讲价。
轮到我了,我把存折和身份证递给柜员,轻声说:“你好,取钱。全部取出来。”
柜员接过存折,在机器上刷了一下,然后,她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。她抬头看了我一眼,又低头看了一眼屏幕,甚至凑近了些,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她小声地,用一种确认的语气问我:“女士,您确定……是要把这里面的钱,全部取出来吗?”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难道钱不够?
我凑过去,想看看到底是多少。柜员把显示屏稍微转向我。
我只看了一眼,就愣住了。
显示屏上,那一长串的数字,让我瞬间停止了呼吸。
个,十,百,千,万,十万,百万……
我反复数了好几遍,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上面的数字,不是几万,也不是十几万。
是整整八位数。
一千二百万。
我僵在柜台前,像被人施了定身法。这时,我听到身后传来母亲熟悉的声音。她不知什么时候,也跟了过来,就站在我身后。
我缓缓转过身,难以置信地看着她。
母亲没有看我,她的目光,落在那本摊开的存折上。然后,她抬起头,看着我,脸上慢慢地,慢慢地,绽开了一个笑容。
那笑容,是我从未见过的。里面没有了往日的隐忍和疲惫,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、酣畅淋漓的快意。
在银行明亮的灯光下,在周围人来人往的嘈杂中,她苍老的脸上,那个灿烂的笑容,显得如此诡异,又如此震撼。
我像个木偶一样,被那个笑容钉在原地。大脑一片空白,耳边是柜员小姐礼貌又带着一丝颤抖的声音:“女士,这么大额的取款需要提前预约……您看……”
我什么也听不见。我的世界里,只剩下母亲那个奇怪的、灿烂的笑容,和存折上那串让我头晕目眩的零。一千二百万。
这个数字像一头巨兽,在我脑海里横冲直撞。这怎么可能?我那个连一毛钱电费都要计较的母亲,怎么会有这么多钱?
我扶着冰冷的柜台,才勉强站稳。我看着母亲,嘴唇哆嗦着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母亲脸上的笑意更深了。她伸出干枯的手,轻轻合上那本存折,然后拍了拍我的手背,力道不大,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镇定和力量。
她凑到我耳边,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,一字一句地说:“傻孩子,你爸的账,算是算完了。可我赵秋声的账,才刚刚开始算呢。”
07
我几乎是被母亲搀扶着,浑浑噩噩地走出了银行。
回到病房,关上门,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嘈杂。母亲让我坐下,她自己则坐到了床沿上,动作从容得仿佛刚才在银行经历的一切,只是一场寻常的购物。
她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,叹了口气,从床头柜的抽屉里,拿出了一个上了锁的、深棕色的木盒子。那盒子我很眼熟,是母亲的嫁妆,她一直用来放一些针头线脑和不舍得用的布票。
她从脖子上取下一把小小的、已经磨得发亮的黄铜钥匙,插进锁孔,“咔哒”一声,打开了盒子。
盒子里面,没有我想象中的布料和首饰。
里面是满满一盒,码放得整整齐齐的……账本。
和父亲那种墨绿色的硬壳账本不同,母亲的账本,是市面上最普通的那种牛皮纸封面的练习本。一本又一本,从崭新到泛黄,从硬挺到卷边,每一本的封面上,都用娟秀的字迹标注着年份。
从我们结婚那年开始,一直到父亲去世的那一年。五十二年,一本不落。
母亲从中抽出最上面的一本,轻轻翻开。纸页已经发黄变脆,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。
“你爸有他的账,我,有我的账。”母亲的声音很平静,像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。
“你爸说,家里开销AA制。买米,他出一半,我出一半,记账。买盐,他出一半,我出一-半,记账。”她指着账本上的一行行小字,“你看,这是我们结婚第一个月。他算得清清楚楚,这个月,他一共为这个家,花了一块七毛五。”
“他觉得,他付了钱,我们之间就两清了。”母亲的嘴角,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,“可他忘了,这个家,不是只有柴米油盐。”
她翻到账本的后半部分。那里的格式,完全变了。
不再是琐碎的开销记录,而是一张张手写的“账单”。
“账单:一九六X年X月,提供三餐烹饪服务,共计三十天。按当时保姆市价每月五元计,收费五元。”
“账单:一九六X年X月,提供全屋清洁、衣物洗涤服务。按市价每月三元计,收费三元。”
“账单:一九七X年X月,林晚照出生。提供二十四小时育儿服务,包含喂养、清洁、看护。参照高级育婴师标准,每月收费十元。”
一页又一页,一年又一年。
做饭、洗衣、打扫、育儿、照顾生病的他、修缮漏雨的屋顶……所有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、妻子的“本分”,都被母亲用最清晰的条目,最冷酷的数字,明码标价,记录在案。
“你爸是账房先生,最认的就是白纸黑字。”母亲轻轻抚摸着那些账单,“他说AA制,好啊,那我们就把这AA制,算得彻彻底D一些。他负责一半的开销,我负责这个家全部的劳动。我的劳动,不是免费的。”
“他以为他在算计我,他不知道,从他提出AA制的那天起,我就把他当成了我的雇主。而我,是这个家里工龄最长的工人。”
我的心脏狂跳起来。我看着那些账本,看着母亲平静的脸,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
这是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,无声的战争。
08
“可是……妈,这只是你记的账啊。爸他……他认吗?”我颤抖着问。这听起来太像天方夜谭了。
母亲笑了,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狡黠,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。
她又从木盒子的最底层,拿出了一沓更厚的、用牛皮筋捆着的纸。那不是账本,而是一张张发黄的、薄薄的纸片。
我抽出一张来看,瞳孔瞬间放大。
那是一张手写的“收据”。上面写着:“兹收到赵秋声女士提供之家务劳动服务,费用总计XX元,本人林振业确认无误。”下面,是父亲那龙飞凤舞的签名,还有一个鲜红的指印。
每一张收据,都对应着母亲账本里的一张月度“账单”。
“他当然认。”母亲说,“一开始,我把账单给他看,他只当是夫妻间的情趣,是我在跟他赌气。他笑着签了字,说‘好啊,我认账,等我发财了,连本带利都付给你’。”
“后来,就成了习惯。每个月底,他跟我算完柴米油盐的账,我就会把我的‘账单’和‘收据’递给他。他签得越来越麻木,越来越不耐烦,觉得我是在胡搅蛮缠。有时候他喝多了,还会嘲笑我,说我一个家庭妇女,还真把自己当账房先生了。”
母亲的眼神变得幽深:“他从来没把这当回事。在他眼里,我写的这些东西,就是一堆废纸。他做梦也想不到,我会把这些‘废纸’,一张不落地,全都存了起来。”
五十二年,六百二十四张月度账单,六百二十四张他亲笔签名画押的收据。
这已经不是家庭内部的玩笑,这是一份完整的、持续了半个世纪的、具有法律效力的……债务合同。
“他不止签了字。”母亲又补充了一句,像是在陈述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,“我还让他加了一条。如果逾期未支付,将按银行同期最高贷款利率,计算复利。”
复利。
我学过一点财会知识。我知道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。它意味着,时间的累积,会让一笔小小的债务,像滚雪球一样,变成一个天文数字。
我父亲,那个自诩精明了一辈子的账房先生,亲手给自己签下了一份最可怕的“高利贷”合同。而债主,就是他同床共枕了五十二年的妻子。
“所以,银行里那一千二百万……”
“那只是本金加利息的一部分。”母亲淡淡地说,“按照我这本账算的,你爸欠我的,远不止这个数。”
她顿了顿,看着窗外,眼神飘得很远:“你爸去世那天,王律师来之前,我就把这箱东西,带去给我的律师看过了。我的律师说,这些证据,铁证如山。”
“林振业的遗产,无论是房产还是铺面,在法律上,首先要用来清偿他的个人债务。而我,赵秋声,就是他最大,也是唯一的债权人。”
那一刻,我终于明白了四年前,当王律师宣布遗嘱时,母亲为何能那般平静。
她不是不在乎,也不是认命。
她只是在等待,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,来清算她这本,算了一辈子的账。
09
接下来的几天,母亲的病房,成了我们的“作战指挥室”。
母亲的精神出奇地好。她不再唉声叹气,也不再念叨着要出院。她每天按时吃药,配合调理,甚至还主动要求护工给她按摩,说要尽快养好身体,“好有力气去算账”。
我按照她的指示,正式聘请了她的那位律师,一个姓张的、看起来非常精干的中年女人。
张律师第一次来病房见我们时,对我母亲的态度毕恭毕敬。她看着那一箱子账本和收据,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惊叹。
“赵阿姨,说实话,我做律师这么多年,从来没见过像您这样的案子。”张律师说,“您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债务纠纷了,您这是用半个世纪的时间,完成了一次最完美的、教科书级别的证据保全。林先生在天有灵,恐怕也要对您甘拜下风。”
母亲只是笑了笑,说:“我一个老太婆,不懂什么法律。我只知道,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。”
很快,张律师就代表母亲,向那个我素未谋面的“妹妹”林晓月,发去了律师函。
律师函的内容很简单:要求林晓月小姐,作为林振业先生遗产的唯一继承人,立刻开始清偿林振业先生生前所欠下的,对赵秋声女士高达数千万元的劳动报酬及利息。如无法清偿,我方将向法院申请,对林振业先生名下所有遗产进行强制拍卖,以抵偿债务。
我几乎可以想象,当那个二十多岁的女孩收到这封律师函时,会是怎样一副震惊和茫然的表情。
她继承的,根本不是什么金山银山。
她继承的,是一个被掏空了的、负债累累的空壳子。她名下的每一套房,每一间铺面,都早已被我母亲用五十二年的光阴,牢牢地抵押了。
果然,没过两天,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。
电话那头,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,带着哭腔和一丝不易察含的愤怒:“你是林晚照吗?你们到底想干什么?我爸的东西是留给我的!凭什么你们要来抢?”
是林晓月。
我握着电话,心情复杂。愤怒、快意,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悯。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和她对峙的场面,但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,我却出奇的平静。
我学着母亲的语气,淡淡地说:“林小姐,我想你搞错了。我们不是在抢,我们是在讨债。你父亲欠我母亲的,白纸黑字,一分都不能少。你继承了他的资产,自然也要继承他的债务。”
“我不管!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!你们是骗子!我要告你们敲诈!”她在电话那头歇斯底里地喊着。
我没有再跟她争辩,只是平静地告诉她:“我们的律师会联系你的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,可以和你的律师,跟我们的张律师谈。”
说完,我挂了电话。
我回头,看到母亲正靠在床头,闭着眼睛,脸上带着一丝疲惫,但嘴角却挂着一抹浅浅的笑。
我知道,这场战争,已经接近尾声了。
10
谈判的地点,约在张律师的事务所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晓月,和她的母亲,那个只存在于我幻想中的女人,白兰。
林晓月比照片上看起来更瘦小,眼睛红肿,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。她紧紧地挽着她母亲的胳膊,浑身都透着一种不安和戒备。
而那个叫白兰的女人,却让我有些意外。她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风情万种,或者精明算计。她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,穿着朴素,眉宇间满是愁苦和疲惫。岁月的风霜,在她脸上刻下的痕迹,甚至比我母亲还要深。
她看到我时,眼神躲闪了一下,嘴唇动了动,想说什么,最终还是没说出口。
我和母亲坐在长桌的一侧,张律师坐在我们旁边。林晓月和白兰,则坐在对面。
会议室里的气氛,凝重得像要结冰。
张律师首先打破了沉默。她把母亲那本账的复印件,以及所有收据的公证文件,推到了桌子中央。
“白女士,林小姐,这些文件,相信你们的律师已经给你们看过了。”张律师的声音冷静而专业,“赵阿姨作为林振业先生的合法妻子,以及他最大的债权人,有权要求用他的全部遗产来抵偿债务。经过我们初步估算,林先生名下所有资产的总价值,可能还不足以完全覆盖他所欠下的本金及高额复利。”
“也就是说,”张律师加重了语气,“从法律上讲,赵阿姨完全可以要求拍卖所有房产和商铺。而你们,作为继承人,最后可能什么都拿不到。”
林晓月的脸“唰”地一下白了。白兰的身子也晃了晃,死死地抓住了女儿的手。
“那……那你们想怎么样?”白兰的声音沙哑,带着一丝绝望。
所有人的目光,都集中到了我母亲身上。
母亲从始至终,都没有说话。她只是静静地坐着,像一尊古佛。
直到此刻,她才缓缓抬起眼皮,浑浊的目光越过长桌,落在了白兰的脸上。她看了她很久,久到白兰的眼神从慌乱,到躲闪,再到羞愧地低下头。
然后,母亲开口了。
“我不要你的东西。”她看着白兰,一字一句地说,“我只要你把他欠我的,还给我。”
她从随身的布包里,拿出另一张纸,推了过去。
那不是律师函,也不是什么法律文件。那是一张清单。
上面罗列着几套房产和几间铺面,还有一笔具体的现金数额。
张律师解释道:“这是赵阿姨的意思。清单上这些资产,加上这笔现金,总价值,正好是她那本账本上,所记录的劳动报酬的本金总额。”
我愣住了。
林晓月和白兰也愣住了。
“至于那些利息,”母亲的声音再次响起,不大,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,“就算是我这个做姐姐的,送给你这个妹妹的,见面礼吧。”
她看着林晓月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“你爸欠我的,是五十二年的工钱。而你妈欠我的,是一辈子。这笔账,我不想算了。我老了,算不动了。”
说完,母亲站起身,对我说了句:“晚照,我们走。”
她甚至没有再看那对母女一眼,就那么拄着拐杖,一步一步,缓慢而坚定地,走出了会议室。
我跟在她身后,看着她佝偻但挺直的背影,眼泪,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我一直以为,母亲要的是复仇,是把属于自己的一切都夺回来。
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,她要的,从来不是钱。
她要的,只是一个公道。一个被承认,被偿还的,公道。
11
事情的解决,比我想象的要快。
白兰和林晓月几乎是毫不犹豫地,就接受了母亲的方案。对她们来说,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。与其在漫长的官司中被耗尽心力,最后可能一无所有,不如接受这个“慷慨”的提议,至少还能保住一半的家产。
资产过户手续办得很快。母亲拿回了香樟市金桂路地段最好的4套住宅,以及东门商业街最繁华的2间铺面。另外,还有一笔五百万的现金,也打入了她的账户。
存折上的数字,再次变得庞大。
但母亲的生活,却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。
她出院后,依旧住在那栋老宅里。依旧每天去早市买菜,依旧在院子里侍弄她的花草。她甚至还穿着那些洗得发白的旧衣服,为了一毛钱,跟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。
拿到产权证的那天,我把红色的房本递给她,激动地说:“妈,我们有钱了!我们搬家吧!去住大房子!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!”
母亲接过房本,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,就随手把它和我爸那些作废的账本,一起锁进了那个深棕色的木盒子里。
“搬什么家?这里住得好好的。”她说,“钱这个东西,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。够用就行了。”
我有些不解,甚至有些生气:“妈!那你费了那么大劲,算了一辈子账,斗了一辈子,到底是为了什么?你把钱都要回来了,却还过着跟以前一样的日子,这有什么意义?”
母亲正在给一盆君子兰换土。她没有抬头,只是专注地,把新的土壤一点点填进花盆。
“意义?”她反问我,然后笑了笑。
“意义就是,从今往后,我们花自己的钱,住自己的房子,挺直腰杆做人。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,再也不用管什么红标签蓝标签。”
她终于填好了土,拍了拍手上的泥,站起身,走到院子中央。
午后的阳光,暖洋洋地洒下来。院子里,那些曾经属于父亲的、贴着红色标签的家具,经过几个月的风吹雨淋,已经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光彩,显得破败不堪。
母亲看着它们,眼神平静。
“晚照,”她突然说,“找人来,把这些东西都处理掉吧。看着碍眼。”
我点点头:“好。”
“还有,”她转过身,看着我,脸上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释然,“明天,我们去把这栋楼,也重新粉刷一下吧。就刷我最喜欢的,天蓝色。”
那一刻,我看着母亲沐浴在阳光下的、布满皱纹的笑脸,我突然明白了。
她赢回来的,不是钱,不是房子。
她赢回来的,是属于她自己的,对自己人生的定义权和支配权。
这场长达五十二年的AA制战争,终于以她的方式,画上了一个最彻底的句号。
12
老宅很快就变了样。
外墙被粉刷成了明亮的天蓝色,像一块被雨水洗过的天空。院子里那些破败的旧家具被清理一空,母亲种上了更多的花草。那棵老樟树下,我们放了一张白色的藤摇椅。
天气好的时候,母亲就喜欢躺在摇椅上,闭着眼睛,晒着太阳,听着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越剧。
她的身体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了起来。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,眼神也变得清亮。她开始研究各种养生食谱,甚至还报名了社区的老年大学,学起了国画。
我们的生活,终于过得像一对最普通的母女。我们会一起逛街,买些漂亮衣服。她会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红烧肉,而我会在周末,带她去看一场电影,或者去郊外散散心。
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过父亲,没有再提过林晓月,也没有再提过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巨额财富。
那些钱,母亲只动用了很小的一部分,用来支付她后续的调理费用,以及重新装修房子。剩下的,她都以我的名义,存成了一笔长期理财。
她说:“这是我替你外婆家,挣回来的家产。以后,都是你的。你想怎么用,就怎么用。只要记住一点,别像你爸那样,被钱迷了心窍,活成一个算盘珠子。”
我点点头,说好。
一个寻常的下午,我和母亲在院子里喝茶。阳光透过樟树的叶子,在地上洒下细碎的光斑。
我突然问她:“妈,你恨过爸吗?”
母亲正端着茶杯,闻着茶香。听到我的话,她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。
“年轻的时候,恨过。”她说,“恨得夜里睡不着觉,想拿把剪刀,把他那些账本全都铰了。”
“那后来呢?”
“后来?后来就想通了。”母亲放下茶杯,看着远处的天空,悠悠地说,“他有他的活法,我有我的活法。他把我当外人,那我就把他当客人。人这一辈子,跟谁过不是过呢?跟一个算盘过,也挺好。至少,它不会骗人,算得清清楚楚。”
她转过头,看着我,眼神里有一种洞悉一切的智慧。
“晚照,其实你爸这辈子,也挺可怜的。他算计了一辈子,到头来,什么都没算明白。他以为钱能给他带来安全感,能买来另一个家。可到死,他都不知道,家这个东西,是用心换的,不是用钱买的。”
我看着母亲,看着她平静的脸,心里最后一丝对父亲的怨恨,也烟消云散了。
是啊,他赢了全世界的财富,却输掉了身边最亲近的人。他才是那个最彻底的输家。
而我的母亲,她用一辈子的隐忍和智慧,不仅赢回了尊严和财富,更赢得了内心的平静和自由。
她才是这场人生棋局里,笑到最后的人。
结语
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,是一场长达五十二年的契约。他用冰冷的数字构建规则,以为掌控了一切。
而我母亲,却用同样的规则,为自己赢得了最后的自由。
她的一生,像一部默片,没有激烈的台词,却在无声中,完成了最彻底的反击。
最终,那栋被分割的房子合二为一,账本烧成了灰,AA制的人生,也终于落下了帷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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